□ 长江

A
                  　　香港人管“走”更经常的说法是“行”。
                  　　满世界“走走”就是满世界“行行”（发“hǎnɡ”音，且为第三声）——
                  　　2004年9月，中央电视台派出第9任香港驻站记者，我是其中之一，“行”入了香港。作为传媒中人，尤其是喜欢业余涂鸦的一类，谁都管不住自己的好奇心。工作之余，但凡有空儿，我总喜欢这里看看，那里瞧瞧，像只小鸟儿，兴奋地不断煽动小翅。然而香港毕竟有着一个多世纪的特殊历史，中西合璧、亦古亦洋，前人诸子早把这颗“东方明珠”把玩过不知道多少遍，晚来香港一百年的我，要想在这里再发现什么新光景，那可不是件易事。果然，到港的头半年，我只字未成。直到8个月后第一次回北京，抽空到外派前我一直供职的《新闻调查》栏目小坐，老同事许久不见，一抬头“呦，姐回来了？”接着就围在一起嘻哈调侃：“香港人民可好？”“咱可是吃惯了红烧肉的，粤菜，能行？”“说正经的，姐，您在香港咋做记者？和过去在‘调查’还一样吗？”……我心有所动，这个“动”并不是因为老同事久违了再聚还是亲亲热热地一点没障碍，而是大伙最后那个非正式的问题——在香港咋做记者？一个“咋”字可惹了祸，碰着了我内心的一块肿胀，立刻，许多东西都往外冒，辛辛辣辣、酸酸甜甜，直到返回香港，拉拉杂杂地还没个完！
                  　　这下我的手指头可忍无可忍，就坐到了电脑前，也不管敲出来的东西日后会不会遭人耻笑……
                  　　在香港“咋”做记者？
                  　　一个内地人到香港“咋”做记者？
                  　　在香港做记者和在内地还是不是一回事？
                  　　说老实话，来这个地方前，我并不算是个搞新闻的“雏儿”——1996年，中央电视台为了跻身世界传媒舞台，大手笔地成立了一个调查性栏目，每期45分钟，讲述一个故事，追究一个问题，揭露一起黑幕，被业界誉为“中国电视深度报道的航空母舰”，这就是《新闻调查》。来港之前我不仅在这艘“航母”干了近8年，同步读了6年的“电视艺术”研究生，再早还在报纸、杂志以及央视的其他栏目把编辑、编导、记者、主持人做了个遍，资历、学历都可谓不浅。然而到了香港，虽说干的还是记者的老本行，但是条条大路不一定通罗马：陌生、尴尬、混乱、无奈，触到“咋做记者”这个话题，肚子里泛上来的第一股酸水儿就是委屈——“在香港做记者和在内地完全不同”，这种感觉用不着8个月的时间来品尝，你扛着机器外出一次，回家就可以关起门来大发感慨——
                  　　我的第一次“受屈”是2004年9月底，那时初来乍到，两眼一抹黑，香港的一个著名行业协会为了庆祝建国55周年要举办一个大型酒会，邀我们前去采访。按照内地的习惯，新闻记者，特别是CCTV的电视记者，一定会备受大会重视。然而我和另外一名摄像师到了现场，门前不仅没人等待，没人给CCTV事先预备下一张热情的笑脸儿，相反胸前先被人“啪”地贴上了一块不干胶标签儿，上面用英文印着代表着“记者”的字样，然后就连人带机器被安插到会场正后方的记者区。这个“记者区”很临时、很简约，就是十来米的一个小方台，高有一尺，一面靠墙，三面都用绳子拦着。那绳子粗细很像拔河绳，外面裹着纯正的红绒布，样子既好看又体面。但是“红绳”是专门用来“圈”人的，记者到了会场就不得再越“红绳”一步。开始我不懂，也不是眼馋偌大的会场内抄手形摆放着的两大溜西餐自助（也和记者无关），只是台子太小，媒体太多，摆不开机器，就试探着出来，想在台子外面找个地方支三脚架。谁知我的腿刚迈过“红绳”，会场的工作人员就急忙过来，摊开双手把我往里面推：“快快，快请回到记者区，你们不能出来！”我顿时傻眼，香港这个社会怎么能这样对待记者？我们可是……？然而容不得我申辩，工作人员的手已经把“推”这个动作因为需要不断加快速度而弄得有点滑稽，这下，我的自尊心可被当场拍成了一块碎木炭，干巴巴的，火星儿四散，拾不起尊严——看来“红绳”还真并非虚设，是唐僧给“孙猴子”在地上画出来的圈儿。那位工作人员的手势长久以后还令我难忘，像什么？轰鸡？不错，一只小鸡不识趣儿地跑到了外面，主人正不胜其烦地把它赶回鸡窝……
                  　　中央电视台在香港没有地位，这个“地位”前边一定要加上“特殊”两个字才准确。而“特殊”，不管我愿意不愿意、承认不承认，那都是以往我在内地受用惯了的。内地的媒体，不要说正面报道，就是《新闻调查》专事批评，整天到处揭人家的短儿，我们记者的身上还是有一股虎威。现在“虎落平阳”，凛凛虎威荡然无存，猫的本事都无法施展。就是进入寻常之日，比如打电话联系采访或初次与人见面，你最好也不要开口说“我是CCTV的”，说了，第一很多人听不懂，第二，CCTV的英文缩写本身就另有含义，是“中央电视监控”，这层意思来港前我不知晓，到了香港才愕然，从此再也不敢穿着台里发的T恤衫逛大街。
                  　　2003年SARS期间，我曾经在香港利用探亲做过一期《走进淘大花园》的电视节目，当时的特首董建华本来已经同意接受我的专访，但是临了，距采访只有一个小时了，他的秘书突然打来电话，说董先生还是决定回绝，因为SARS以来，特首还没有接受过在港的任何一家国内外媒体的专访，“现在单独接受中央电视台也不大好”。这件事当时并没有给我造成太大的刺激，因为那时我只是偶然在香港“客串”一次，但是2004年9月以后情况就不同，我要在这里常驻，要天天做新闻，一回又一回遇到类似“红绳”的麻烦，总得思索个原因，想个办法抗争或者适应。
                  　　接下来的表现，我真不给自己提气，没有“抗争”。
                  　　为什么？
                  　　孤军奋战，“抗争”徒劳，香港的社会也根本没人搭理我这份“矫情”。
                  　　CCTV在香港没有特殊地位，香港当地媒体诸如“有线”、“无线”、“亚视”、“凤凰”以及海外所有的传媒，在这里也都没有特权。大家被一视同仁，同在一条起跑线上竞争，互不干涉也互不妒嫉。比如香港立法会是一个手中握有生杀大权的立法和社会裁制肌体，香港所有媒体可以派人随时聆听每一次会议的内容，但是谁都不得进入到里面录音、拍摄。官方会在高墙之外引出一根视频和音频信号，供天下媒体采用。但是如果香港的哪个部门或者哪位政府官员一不留神，给人落下了故意偏袒了“某一家”的口实，他可就要准备挨吐沫，这一点连董先生也不能不顾及。此种“区情”香港媒体习以为常，他们不仅对各种“特权”不存奢望，而且面对“红绳”，记者们个个也都好像没有怨言。
                  　　过去CCTV驻港的一位老前辈曾经告诉我，他刚到香港的时候有一天外出采访，那是港府的一个重要会议，媒体都在“下亚厘毕道”政府总部的门外等结果。他看到香港的记者人人背着面包，拿着矿泉水，心里好笑：“这是干嘛呀？一会儿采访结束，回家好好吃一顿不是更好？”可是那天的会议整整开了一天，香港的记者从早到晚就在外面“没脾气”地等，饿了就撕咬面包，渴了就喝矿泉水，没有一个站出来抗议：“既然估计会议要开这么长的时间，为什么一大早就把我们都叫来？”这位“老前辈”心里窝囊，离开吧，怕误了新闻，不离开，又饥渴难耐。看着香港记者谈笑风生、一派自然，他后来甩给我一句极深沉的感慨：“不一样啊！处境不同！香港记者敬业，或者说职业，他们好像从来就不知道什么是委屈！”
                  　　不知道什么是“委屈”就是“敬业”？就显得“职业”？
                  　　“老前辈”的话让我眯起眼睛开始观察香港记者究竟和我们“内地的”有什么不同，这种“观察”实际上等同我对“红绳”已经免战高悬——那么为什么同样是被“红绳”圈着，我就受不了，当地的同行就无所谓？心态？内地记者肩负重任，使命神圣；香港记者往往低调平和，身上没有什么优越感，这一比就出了反差。可内地记者身上特“牛×”的感觉是从哪儿来的？初到香港，我还没有攒下几个知心的朋友，就是有，人家是当地人，也不好意思当面剥我的皮。还是自我反省。想来想去找不到更多原因，无非身怀二气，“豪气”、“官气”，这两种“气”不分次序，是它们共同把我的心烧得像一块烫手的木炭——
                  　　先说“豪气”。我到香港做记者虽然只有两年，但稍微在脑袋里过一遍电影就不难发现，香港的记者在这个社会仿佛并不拥有太“崇高”的社会地位，每个记者外出，面孔上从来都不会挂着“为民请命”、“替天行道”的大胸怀，而我在内地的20年，做惯了“社会的良知”、“匕首和刀枪”，心中总有一面战旗，那就是美国报业大王普利策说过的那句名言：“倘若一个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只，新闻记者就是站在船头的瞭望者，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并及时发出警报。”一个新闻工作者，不管在任何社会，难道不应该时时“体察民意”、“针砭时弊”、“指点江山”、“激扬文字”？香港的记者难道不崇尚理性批判？他们不熟悉“普利策”吗？事实上，我想他们熟悉得比我早。
                  　　再说“官气”。我在香港，有的时候甚至觉得是这个社会太不给传媒人面子，这使得所有记者根本就没机会把胸脯挺得高高，更不可能走到哪里都让人恍惚觉得是来了一群“钦差大臣”。我在内地也不想让自己身上沾染“官气”，《新闻调查》工作的8年，我一直在本本分分地努力做一个“田野记者”，但是身上到底有股味儿，什么“味儿”？医生长久地在医院工作，自己是嗅不出自己满身的药水，可一到了外面，别人就知道你是干什么的。
                  　　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非要活捉萨达姆，找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巴格达的炮火轰炸中，内地人认识了“凤凰卫视”的一位年轻姑娘——吕邱露薇，而我到了香港，发现香港的记者其实个个都很像“吕邱”，他们的新闻敏感和职业激情并不比我弱，日常工作却很平凡：发现新闻、抢到新闻，第一速度、第二详细。
                  　　记得有一次在九龙采访政府拍卖土地，活动快要结束了，我和摄像师已经开始收拾机器准备打道回府。突然身边的当地记者像听到了发令枪，拔腿就往一个地方跑，那地方是楼梯，露天的、麻花儿一样旋转，记者们不分男女老少，手里不是举着照相机就是摄像机，谁都顾不得脚下的危险，就在旋转楼梯上边跑边采访刚刚出现的几位香港大佬儿，那阵势让我害怕也让我“脸红”。事后想，尽管香港的大佬对我这个内地记者没有什么追捧的必要，但是如果那天突然出现的是我需要采访的人呢？我会不会不顾一切地冲上旋梯，非要第一个抢到“头条”？
                  　　我身上有股味儿，香港记者身上有股劲儿。这股“劲儿”因为是在资本主义，又加上前些年香港因为受到过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就业形势一度紧张，这些都让我把香港记者身上的这股“劲儿”时常和一个“物件儿”发生联想，这个“物件儿”就是饭碗。香港记者每天小心翼翼、恪尽职守，手快、脚快、眼珠子快，因为记者的行当对他们来说首先意味着一份人工（工资），干得好，“人工”就往上涨，干得不好，下场自知，谁会像我一样没完没结地和一条“红绳”过不去？他们的“饭碗”背后，老板的眼睛不仅雪亮，受众更是他们直接的衣食父母。
                  　　尽可能想通了一切“不同”，我开始抱起一颗平常心，就和当地记者同样低调，同样自己找新闻，入得庙堂，落得坊间，靠自己的双腿走进这个社会。时间一长，慢慢地我发现自己身上的“火气”悄悄溜了，被拍碎了的那块木炭原来四下跳跃的小火星儿也逐渐变得温柔、安静。放下“大哥大”、“大姐大”的架子，我的新闻理念甚至也发生了变化，“普利策”不那么经常地召唤在心头，“马歇尔·麦克卢汉”却时常出现在眼前，（世界著名传播学家，曾提出“媒介即讯息”理论）。马氏理论说得通俗一点，就是“媒介首先意味着信息”，它讲究新闻传播最主要的功能就是让社会以最快的速度知晓身边发生的事。香港记者采访要说有什么特点，就是务实，不大理会空泛的意义。新闻报道哪怕涉及政治，比如下一任行政长官可能由谁来出任？政府和市民在哪一件事上意见不同？有钱人和平民之间如何打官司等等，更上心的也是事件本事、矛盾本身，他们不善于说理，也不喜欢说理。而我过去在《新闻调查》是多么的疾恶如仇啊，“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临危不惧，舍生取义”，那种感觉到了香港怎么好像和什么都不搭界？
                  　　就在此时，有一天我偶然看到了内地的一档“新闻评论”性节目，女主持（香港叫主播）年轻漂亮，大方端庄，话语却绵里藏针，目光更透着其实所有事情她早就已经“全知道”了的智慧。那一刻我浑身不自在，先是满身起遍了鸡皮疙瘩：过去很多年没准儿我也是这副样子？接着再看她，怎么看怎么都觉得她被装在电视机里已经不是记者，是什么？一种化身——真理、正义，国家、上帝？我说不清。
                  　　1989年邓小平曾经说：“如果没有香港，起码我们的信息就不灵通。”
                  　　很长时间以来，香港被认作世界传媒最发达的地区之一。这个地位靠什么赢得？
                  　　我把自己沉入了200米深的海底，让自己冷静。尽管手脚冻僵了还是嘴硬，还是坚持：“一个新闻工作者应该具有起码的社会责任感”，但是新闻本体的内涵是什么？是为社会提供信息。在这个“职业点”上，香港的记者比内地的记者表现得突出。“突出”，当然未必代表绝对正确和全面，但是一群传媒人，无论走到哪里，不是让人恭迎就是让人害怕，这一点，恐怕也不大正常。
                  　　

“特首”就在我身边
                  　　2006年5月17日，《新闻调查》开播十周年，天南海北的“调查人”都赶回娘家，大家聚在一起掌声、笑声、鲜花、泪水地做了一场4个多小时的现场节目，几位“出境记者”还被要求每人对栏目说一段生日感言。我的“生日感言”讲得很疲软，想来肯定是和我在香港做了一段“不起眼儿”的记者有关：“十年前，《新闻调查》还是棵幼苗，我却整天雄赳赳的；而十年后《新闻调查》长成了一棵树，我却变成了一棵安静的小草儿……做记者，首先要做人，要有良心，还要有点平常心，有了‘平常心’，或许你倒可以为国家、社会做出一些不平常的事情来。”
                  　　在香港做记者，我曾经被“红绳”弄得冒火，不明白这究竟是为什么？后来听说这是为了保持会场或活动现场的秩序，其中更具体的用心则在于提前警示“无冕之王”不要随便采访未经安排的人，以免节外生枝，转移了主题。而后慢慢发现，有些记者执著地“逮”着了他们想要采访的人，所提问题，的确和那次“活动”没有一点关系。香港的记者干吗要这样做？他们狩猎一样地想探知的内容大多是政治异见、社会焦点、潜在的商业动态或者名人隐私，对这些，“猎物们”当然要小心回避，没办法，有的时候“狩猎者”就得“围追堵截”、“蹲坑守候”。
                  　　中央电视台的记者在香港完全没有必要这样做，但我们遇到的同样问题也是采访难。香港人一般不会“上赶着”请求媒体，即便你说这些都是免费的，不花钱就能让你们露露脸儿，他们大部分也要拒人三尺。然而有些场合，记者无心插柳，意外却从天而降，弄得人一时找不着北，这时候就看谁机警、谁勇敢了。比如我们在内地，想在一些活动中采访最高领导，不提前申请获得批准是根本不能成事的，然而在香港，有些时候，一扭身，嘿，特首就在你身边，只要他同意，你问什么都可以。
                  　　2005年下半年，内地发现了人类感染禽流感的少数几例“个案”，９月，东南亚开始报道死人，之后全世界都紧张起来，恐怖传言不胫而走，有人说“禽流感”大爆发是迟早的事，这一番“天灾”可能要导致全球至少700万人死亡。而“非典”时期大家都知道香港是个重灾区，我在中央电视台香港记者站的影像资料库里随便一翻，就能找到当年满街戴口罩，到处喷洒消毒水的镜头。正是因为这里曾经闹过SARS，香港人对“禽流感”才格外重视、格外提防。
                  　　2005年11月８号，香港医院管理局组织了一次代号为“火鸟行动”的演习，这次演习主要是测试香港官方及公立医院对“禽流感”一旦在本港大流行的应变能力。演习分别在“基督教联合医院”、“屯门医院”两个地方进行，现场模拟的是香港发现了首宗病历，医管局立即启动“禽流感大流行应变计划”，即“红色应变警示”；医管局总部的中央指挥委员会也立刻召开会议进行统筹、决策。这场演习颇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前奏感，因此诱来了平面、立体、网络的各路媒体大军。
                  　　就是这场演习，我们楼上、楼下地拍医生护士行色匆匆、紧张有序，更拍模拟“病房”和模拟“病人”，一切都像真的一样。大家聚精会神，心无旁骛。然而就在演习接近尾声，谁都不知道香港特区最高行政长官——特首曾荫权已经不知何时来到了现场。
                  　　“屯门医院”因为收治过不少“非典”患者，这个地方两年前就笼罩着一片神秘。我是在进入“重大事故控制中心”时一扭头看到了曾荫权，他那会儿正在观摩“中心”的“运作”，之后讲了一番话，说完，转身就走。很多记者，至少是我，这才回过味儿来，立刻叫上摄像赶快追拍——特首在屯门医院穿过了一截又一截的楼道，记者的闪光灯与摄像机开机时显示的小红灯就在他身前流动、闪烁；特首进了电梯，身手敏捷的记者也跟着挤进去，没挤上的就赶快顺着步行楼梯往下跑。最后，曾荫权来到医院的挂号大厅，停下，这次他可能有时间、也有心理准备接受媒体的采访，于是他的面前迅速地就竖起了一片三脚架，记者从正面厚厚地把他围住。
                  　　我是因为曾经碰过董特首“单独接受中央电视台的采访不大好”的一鼻子灰，这回没有拼命往前挤，而且说句老实话，当时我的注意力也根本不在采访，而是不相信曾荫权怎么会就这么“平常人儿”一样地在医院里随便出入？身边既没有警察，也没有警卫？他接受采访时身后站立着的几位工作人员，我都认识，都是政府新闻处的，肯定不是便衣。
                  　　为了试验我的观察是否准确，我帮助摄像支好机器、连上话筒，看着他已经拍上了，就一个人悄悄地绕到了“记者区”的后面（这回可没有“红绳”），慢慢地蹭到了曾荫权的身边。开始三米没人管、两米没人管，后来离特首只有不到一米的距离了，我自己的耳朵都能听到自己“怦怦”的心跳，还是没人上前阻拦——难道曾荫权就不怕被记者刁难？不怕有人捣乱？甚至不怕……？即使他不怕，香港政府保安部门对特首外出的常规保卫怎么也不见有任何配套的启动，还是隐蔽得太好我根本看不见？我瞠目：这样的事情假使发生在内地，别说党和国家更高领导，就是省长、市长有计划地来到公共场所，起码的保卫工作也会紧紧伴随，何况香港的情况又是那么复杂？
                  　　曾荫权那天在“屯门医院”和记者交谈的时间至少持续了半小时，香港记者都在向特首发问，只有我一个人心怀忐忑地在周围悠来荡去。当时大厅里还有很多人，挂号的、看病的、陪同病人的，都是当地的老百姓。我发现曾特首的出现并没有打破医院的正常运转，人们该干什么还是在干什么。一对中年夫妇看样子是碰巧前来就诊，开始不大明白医院大厅怎么会与往日不同，围了这么多人？妻子就上前看了看，旋即回到丈夫身旁，边走边递话儿：“曾荫权，记者采访”，意思是“没什么了不起，没有大事”！
                  　　我的“忐忑”在那天最后终于变成了来自心底的一声自嘲——香港这个社会在我眼前真是一会儿刻板，一会儿随意。想想媒体要正儿八经地采访特首吧，包括三大司（政务、财政、律政）以及立法会、政府行政会议的要员，那些“大人物”总是左顾右盼，好像下决心难极了，而“屯门医院”，特首说来就来，说采访就采访，中间走“程序”必须的约访、审题，文书往来等等累死人也烦死人的过程全没了！同样的感觉，有时在其他活动场合，“大人物”们到场，其实也就是一辆车，通常和我们记者坐的出租车会停在一处，上车下车，接触几乎是“零距离”。
                  　　内地记者身上难脱“官气”，但是真正见了“大官儿”，我们谁也别说自己不紧张。可是香港的记者就不同，他们见了“官儿”，不管大小，不仅不拘束，也不特别地“加小心”。倒是这里的官员，我发现面对媒体或市民，总是小心翼翼，生怕做错了什么事让社会不满。他们做官比内地官员所拿俸禄要高得多，责任也更明确，谁管的部门一旦出了事，谁就得马上出来解释或在电视、广播中“谢罪”。是不是就是为了这个原因，香港政府的官员在纳税人面前注定牛不起来？
                  　　2006年4月22日，《香港基本法》颁布16周年，香港召开了大型座谈会，会场就选在中环一家老式酒店，与立法会只有一街之隔。因为这场庆祝式的“座谈”格调甚高，每年都要举行一次，一般情况下，香港特首、律政司司长、立法会主席等只要在港都要出席。
                  　　22日我去采访，没有见到曾荫权，因为曾特首此时正在海南出席博鳌论坛，香港特首的职位就按例律由政务司司长许仕仁署理。那天前半场活动完毕，后面就是纯学术的座谈了，我和另外一名记者决定撤（新闻要不了太多内容），正在酒店门外叫出租，听到门童说：“不好意思，请让这辆车走先”，这辆车是谁的？就是许仕仁的。说话间“署理行政长官”许仕仁的车已经开到了门前，他向四周笑了笑，一屁股坐进去，就那么简单地走了。我继续招手喊我的出租，同事则好心提醒：“哎，要不要再等一下？范太的车可能也快过来了。”她说的“范太”就是香港立法会主席范徐丽泰（香港女人习惯婚后把自己的名字放到丈夫的姓氏之后，因此“徐丽泰”尽管做了立法会主席，还是被人唤作“范太”）。我说：“不用等了，咱们赶快回去发稿”，说着就继续招手。我这样做并不是没有看到酒店门前的空场实在太小，容不下两辆轿车并排停靠，也不是不懂礼貌故意不让领导先行，而是一分钟前，我看到了一幕情景：范太一个人，低着头，胳肢窝里夹着一叠子材料，已经走出酒店，自己悄没声儿地正在过马路。
                  　　钻进出租车，同事还在追问：“怎么，你看见范太走了？”
                  　　我忍不住笑：“对，刚刚看到她在过斑马线，立法会她的办公室不是就在马路对过儿？”
                  　　范太一个人走了，她是因为没有必要坐车，才步行返回办公室。可是我笑什么呀？这件事有什么值得好笑？当时真是不明白，事后思量，许还是自己太少见多怪……

                  　　

“严肃”和“嘴巴”无关
                  　　有人说香港这个地方你必须住长了才能慢慢品出它的味道，要我说，最好做记者，记者整天到处采访，触角方便，比任何人都有更多的机会感受这个社会的与众不同。
                  　　2005年8月，全世界各个爱好和平的地方与团体都在为庆祝“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而紧张忙活，香港也不例外。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此起彼伏。我们中央电视台香港记者站挑了几场“规模较大的”进行报道，其中就有11日在君悦酒店举行的香港各界隆重“纪念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的午餐会。
                  　　又是“午餐会”。
                  　　香港君悦酒店我最早熟悉，就在湾仔，这里经常举办各种大型庆典和内地的“招商会”、“推介会”，很出名。而“午餐会”，我当然更熟悉，那是香港非常偏爱的一种开会方式。“开会”与“吃饭”原本不好同时举行，但是香港就经常合二为一。“午餐”当然要吃饭，不过“吃饭”因什么名义而起都好说，因为“战争”？战争总不免让人想到“英勇就义”、“血流成河”，特别是“抗日”和“反法西斯”，那是人类历史上多么惨烈的一场战事？即使是庆祝胜利、缅怀历史、告慰英烈，也离不开庄严悲壮的氛围，在这样的氛围下“万众一口”，这“饭”怎么吃？
                  　　11日中午，我来到会场，胸前照例还是先被人“啪”地贴上了一块“记者”的标签儿，红绳子的“记者区”也还是老样子，只是这一次大会主办方没有让记者饿着肚子进行采访拍摄，开幕之前就给每人发了一瓶矿泉水和一块大大的“三明治”。
                  　　不久大会开始，几百人在《保卫黄河》——“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的乐曲声中步入会场，各自缓缓地寻着桌签儿走到了自己的饭桌前。
                  　　我用目光大致扫了一圈儿会场，几十张餐台，统一的台布，盘子碗筷都很讲究，由“饭桌”组成的听众席中央是一张更巨大的长方形餐台，上边摆放了许多鲜花，象征着生命的可贵与脆弱。许多嘉宾，特别是经过抗战的白发老人，都被安排在这里。大家落座后谁都很容易发现会场内摆满了随时可以用来开饭的餐桌、餐具，却不知道有没有人心里皱巴巴的，觉得这样的场面和纪念战争胜利有点不协调？
                  　　香港“纪念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午餐会那天请来的大会主持是ATV（亚洲电视台）的电视节目主持人，粉面靓女，身段婀娜。她站在主席台上，手里有一份和我一样的“大会仪式安排”，这份被提前下发的“安排”假使在内地，我敢说记者一辈子可能都见不到。“仪式”共有12项：第一，“司仪介绍主礼嘉宾”；第二，午餐会主办方代表致辞；第三（这下记者可要开眼了）：“第一次上菜”……
                  　　“第一次上菜”算什么“仪式”？
                  　　菜名还略有提示：“四式点心+鱼翅”。
                  　　由于“大会仪式安排”被事先通告给了媒体，我其实很早就在琢磨这种“纪念活动”怎么进行报道？“纪念”和“吃”谁是主题？抑或“纪念”是主题，“吃”是方式？
                  　　开幕式后不久，“第一次上菜”的程序到来，这次“吃”的时间大约持续了15分钟，会场上几十位一律身着黑色礼服的男性侍者，手上托着美器，盘中摆放着雕刻般的道道美食，不断穿梭在我们的摄像机前。此时，大会主席台的灯光减弱了一半。《保卫黄河》的乐曲已经退去，改为抒情的音乐浅浅低回。台下刀叉、筷子，牙齿、嘴唇，交错运动声响一片。虽然人说粤菜是天下第一美食，但是严肃的会场内到处飘散着说不清是烧鹅或者烤乳猪的香味儿，这些味道没有影响“记者台”上也开始趁机大嚼“三明治”的有些记者的胃口，但是我却怎么安慰自己也吃不下去。
                  　　“第一次上菜”后，纪念大会继续进行，有人上台开始发表演讲。这些发言的人既有抗日战争幸存下来的广东东江纵队的女战士（余慧），也有电影《小兵张嘎》里的原型——冀中抗日平原抗日小英雄（燕秀峰）。这些当年参加抗日的年轻人，60年后起码都已是古稀老人，但他们回忆起战争的残酷、环境的险恶，每一次战斗的胜败以及呼吸之间就与战友生死两界，声声打动人心，字字还滴着血泪。
                  　　为了使这次大会开到产生绝响，主办方费尽苦心，从全国各地一共请来了32位抗日老战士，其中也包括著名的“台儿庄战役”如今唯一还活着的一位战地指挥官。这位老人叫仵德厚，当年是国民党“台儿庄”战场敢死队的队长，虽然这位“敢死队队长”2005年已经95岁高龄，没有被主办方安排上台做主题发言，但是会前我曾经访问过他，一双已经变形了的大手，上面深沟一般的伤疤清晰可见，而战争留在他心里的创伤，尽管我们拍不到，我想那却是岁月消灭不了、永远也不会变形的控诉。
                  　　会前，我们的摄像师认真拍下了仵德厚老英雄的一双手，会中更抓紧时间拍下了回忆者60年后的老泪和伴随着演讲同步在主席台大屏幕上放映着的注定要弥足珍贵的一幅幅战争老照片，然而不久，“第二次上菜”开始，接着又是血泪，又是“上菜”，我的情绪刚刚找到味道，就被菜香冲淡，再找到，再被冲淡……
                  　　终于，我悟出了一个不得已的结论：哦，“严肃”和“嘴巴”无关。这是在香港，香港处理很多事情，从思维到形式都与内地不同——2005年好几百人在已经回归祖国8年了的香港自家土地上，隆重出席“纪念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大会，毋庸置疑，这里没有虚情，也不会有人藉此“做秀”。
                  　　那么，人类为什么只能用眼泪和悲伤来记录历史？
                  　　为什么就不能用幸福、用来之不易的和平与富裕把过去的黑暗与残酷反衬出来？
                  　　“吃”又怎样？这样做不行、不可以吗？

B
                  　　不用后顾得太远，哪怕十年前，香港回归在即，那时候到过香港的人，话里话外、人前人后还都揣着一份得意。为什么？来趟香港不容易啊。“不容易”才煎熬人的欲望，才使这个地方显得神秘兮兮；可是十年后，尤其是2003年香港开通了“自由行”，内地人说我就是想去香港看看，去吃、去玩、去疯狂购物，理由就这么简单，公安局也得给你发证件。香港往日的神秘也就失去了原有的浓度。
                  　　然而，一个社会的“神秘”真的会一夜尽失，被人一眼看穿？
                  　　2004年9月我来到香港，开始眉眼也举得不低，认为资本主义世界咱转了十几片，香港不就是微缩了一下？市场经济，机械透明。可是安营扎寨，一口气准备住下去了才渐次发现，香港这个地方你走马观花和长期居住到底不一样，这座城市别看小，但它匪夷所思，很像这里的天，经常罩着一片云、一团雾——我执著地扑进去，云雾把我淹没，出来了却又想进去，弄得自己整天身上湿淋淋。结果收获了什么，抓住的不过是一把把水汽。因此香港很多事情对内地或许还新鲜，一百多年的特殊历史，人家可是一天都没闲着，你想得攒下多少奇奇怪怪的东西？

                  　　

鹅颈桥下“打小人”
                  　　“打小人”，旧中国的专利。
                  　　过去中国人恨谁，恨到牙根儿疼，一般都不会冲上去直接和对方理论，更不会像西方的热血爷们儿动不动就拔枪决斗，而是喜爱背后悄悄地说这个人的坏话，往地上大口啐吐沫，女人更甚，躲躲藏藏，弄个粗糙的布娃娃每天晚上往它身上扎针儿。
                  　　最早听说鹅颈桥下“打小人”是我到港后和一位画家朋友聊天，他说：香港的铜锣湾你知道吧？我说当然知道啦，那是香港著名的商业中心。画家就说：“鹅颈桥”就在“铜锣湾”的西南，很旧，一般内地人都不会专门去看。但是这个桥很有历史、有名堂——“历史”就是说很多年前，这里的小桥的确会横跨一条弯曲如鹅颈的小河，因此“鹅颈桥”的名称美丽而明确；“名堂”嘛，那是指桥下有一种习俗，或者叫一种“戏法儿”——“打小人”。
                  　　香港也有“打小人”？还就在闹市区的附近？！
                  　　听完画家的话，我当时欣喜若狂：谁说香港是文化沙漠？如此古老的“文化”不是都保留至今？我问画家：“那生意现在可还火？”画家狂点头：哦，火着呢！不信你抽空去看看，好几位老太太，人称“神婆”，每天都搬个小木凳，按时上班一样地坐在鹅颈桥下，手边都放着一只掌了鞋钉的破高跟鞋，一旦有人请求，“神婆”就高举鞋锤，向垫在一块砖块儿上的象征着“小人”的“五鬼纸”劈里啪啦地猛打，一边打还一边嘴里喃喃自语，说的都是些咒语，一串又一串：“打你个小人头，等你成事冇出头”；“打你个小人手，到你有钱唔识收”；“打你个小人肚，等你日日俾人告，厄运行到老”；“打你个小人喉，等你呼吸唔畅顺，肺痨兼中风”……等到“小人”被打烂，“神婆”就随手请出一只纸做的“白虎”，让“白虎”咬住“小人”，然后“叼”到炭盆里一把火烧掉！
                  　　我不知道鹅颈桥下“打小人”究竟在香港保持了多久的时间，听画家说一些香港的后代，压根就不是在香港出生，但长大了以后也要回来特意搞这种名堂。上网一查，中国传统的“打小人”最早盛行于唐代，当时被称为“厌诅”或“厌胜”，每年的农历二月以及每个月的“收日”、“除日”、“破日”都是“打小人”的旺日。香港“打小人”最火爆的日子要属“惊蛰”，因为“惊蛰”以后，冬眠的动物不论好坏都会苏醒，白虎开始觅食，小人也常在这个节骨眼儿上出口伤人，因此为了避免遭到“小人”的迫害或者来年遇上什么灾难，惊蛰之日“祭白虎、打小人”，已成为传统，到了这一天香港许多人都会争着涌到鹅颈桥下。
                  　　2005年3月6号，这一天是农历二月初七，又正好是“惊蛰”，我掐着手指头盼着盼着还是因为工作错过了精彩时刻，第二天只好从报纸和网络上看其他记者拍下的鹅颈桥下一幅幅烟火蒸腾的照片以及文字描述——今日正午时分，鹅颈桥下劈啪之声此起彼伏，十数位“神婆”在此摆摊设点代为“打小人”，而等待的市民也有上百人之多。每一个摆摊的婆婆面前，都放着一个神龛，所供不同，有红脸关公、白衣观音，也有本地人特信的黄大仙，连异邦的招财猫也有出现；另外少不了的装备还有一只香炉、一盆炭火、一对卜卦用的杯筊……但见事主落座，“打小人”的婆婆即开始在神龛前先敬上三炷香，然后询问客人要打的“小人”性别、姓名……
                  　　因为错过了“惊蛰”，我非常懊悔，也等不到来年，于是3月21日中午得空就一个人兴冲冲地往鹅颈桥赶去，坐在车上还拿出从网上下载的“打小人”的《打油诗》提前预习：

                  　　拜观音，请来菩萨附真身
                  　　供神灵，借助法力超小人
                  　　验正身，以免胡乱打错人
                  　　旧鞋子，痛打小人添兴奋
                  　　……
                  　　到了现场，我已经料到一直神往的鹅颈桥往日的美丽肯定荡然无存，果然，几根巨大的桥柱支撑起一片百十来米的三角地，地面黑乎乎的（隔壁是菜市场），三位“神婆”正坐在桥下无所事事，一看就知道暂时没有生意。我四下寻找，此刻真希望一位满腹仇恨的事主赶快出现。几分钟后，一位职员模样的女人到来，不紧不慢地踱近一位“神婆”，蹲下，面无表情，小声地和老太太低语，我想那一定是她在向“神婆”报告自己心中“小人”的名字。我就忍不住想：这位仪表不俗的女人心中的“小人”可能是谁呢？给她“穿小鞋的上司”？“嫉妒成仇的同事”？骗取了她钱财的“前男友”？还是使她家庭破碎的“狐狸精二奶”？

                  　　正猜测着，“打小人”的“神婆”已经兴奋起来，照着垫在块砖上的“五鬼纸”一通猛打，不一会儿，“小人”打烂了，“神婆”又将“小人”提到神龛前放着的猪油桶，在生猪油上横扫几下，这样让猪油堵住“小人”的口，从此就没法儿再到处乱咬人，然后才按部就班地点火，将本来就是虚拟的“小人”三甩两甩烧成了纸灰儿……
                  　　年轻女人看完了“神婆”为自己卖力除害，拉开手袋往外掏钱，脸上还是来时的样子，没有任何表情。我来香港常驻，知道香港人活得不容易，年轻人为了工作、婚姻、家庭、房子、养老，早早地就得辛苦贮备，心理压力大，悲苦和愤恨都不能溢于言表。而自古中国民间都相信“千夫所指、无疾而终”，古老的鹅颈桥就给了香港人一个悄悄发泄的场所，让他们有地方舒展自己总是绷得紧紧的神经——这是不是就是香港如此发达的现代化社会“打小人”却可以一直保存至今的基础原因？
                  　　那天站在鹅颈桥下，我俨然是一个局外人。尽管袖手旁观地看完了一场精彩的表演，也没有打算盯住“事主”从钱包里究竟会往外掏多少钱，但内心还是有一种偷窥的感觉。幸好这时桥下另外两位一直闲着的“神婆”再一次向我拉生意：“唔该，你打唔打小人？”我毫无思想准备，内心也没有什么仇恨（即使有也不相信这种报复的方式），但我还是转头扭身，反正是搞社调、看热闹，挑了一个“肥嘟嘟”的“神婆”就凑到她的跟前，假装什么都不懂，问婆婆：“您在这里做么嘢呀（干什么）？”“肥嘟嘟”的“神婆”年龄大约60以下，脸庞宽阔，皮光肉嫩，看上去生活水平就不低，她说：“打小人。”我又问“打小人做么嘢”？“神婆”的脸立刻变形，眼睛里原有的和善遇到了我这么一个四六不懂的内地人，问话又不好听，立刻就搅进了一些厌烦，一双大眼很吃惊地瞪着我，那表情分明是在反问：不知道“做么嘢”你来干什么？她自己倒好像从来也没想过这个问题。
                  　　我尴尬地不知道是该走还是该继续向她“请教”，或许“神婆”真的没有想过现代人为什么要相信“打小人”？上百年的习俗，人们不需要追究“为什么”，何况她每天来到桥下，“打小人”已经是一种营生。
                  　　我不敢对望“肥嘟嘟”的眼，人家也懒得再搭理我。
                  　　多亏此时第三位“神婆”也坐不住，殷勤地从小木凳儿上欠起身，招呼我上她那去，我就借故离开，转移到了第三个摊位，但还是心怀不轨，因为我还没有来得及打听一下“打小人”的价格，就继续发问：“那您这打一次要多少钱啊”？第三位“神婆”很痛快：“40文”（40块），说着就拉我蹲下，我本能地把身子往后退，尽量躲开她那满是纸屑也可能满是猪油的胖手，急忙说“不，不，等一会儿”，这位“神婆”以为我嫌她要的价钱太高，缓了缓，又拉我：“那打一个40文，你要是打3个呢，就100文吧！”
                  　　我知道这下我可有机会逃跑了——原以为鹅颈桥下“打小人”，只是有点类似“做法事”，甚至挺“行而上”的一种游戏——现代人过着现代的日子，没事也可以翻出古老的习俗调侃地玩它一玩。可是最后一位“神婆”地道的叫卖，让我恍然大悟：“一个40，3个100”，这位老“神婆”真不懂得“打小人”首先是一种“文化”，“文化”！薄利多销，撮堆卖小菜呀？难怪刚才我看到的那位女职员，一身不俗的装扮，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她内心或许也并不相信“打小人”真的管用，几十块钱掏出去了倒不必太心疼，只是“神婆”劈里啪啦地猛打数十下，她身边的“小人”就能被彻底消灭干净，百分之百地不再出没于她的眼前或梦中？

                  　　

“古墓”就在家门口
                  　　香港自1841年被大不列颠执掌于手中，直到1997，英国人都把这个南中国的小岛视为自己的战利品，在香港实行殖民统治。然而香港人虽说穿西服、吃西餐、讲英语，过圣诞节，也过复活节，但是时至今日，即使是晚来香港一百年的我也可以证明，这座城市并没有被完全西化。外国人当年在香港盖了很多西式建筑，建了教堂，基督教、天主教，但中国的佛教、道教在这里也同样屹立、同样时兴。或许英国人当初并不是不想用钢筋水泥以及现代化的思潮把香港铺盖成一个和她的母体完全不相干的西方世界的一角，但是文化与传统是无形的，流传于每个民族的血脉，世代繁衍，只能融合，不能替代。
                  　　1993年我第一次出国经停香港，听朋友说要去拜拜黄大仙，还说要起大早，否则去晚了人多就办不成事。我以为“黄大仙”是一个人，白髯老者，沾点佛气，会算命，也会给人看疑难杂症，这种误解一直存在了好多年。后来才知道“黄大仙”不是凡人。过去活着的时候一生就以行医济世为怀，后来死了，死后名叫“赤松仙子”，被人供奉为神，20世纪初才从内地被奉接来港，自此“黄大仙”在洋人占据的香港近百年香火不断。尤其据传黄大仙“有求必应”，签文特别灵验，所以每年的大年初一，香港人为了争着上春节的“头一炷香”，半夜即来，弄得整个“黄大仙”18000多平方米的净土从早到晚青烟弥漫，阵阵摇签之声响彻四方。
                  　　我是2005年3月为了亲眼看一看“黄大仙”的人气与内地的寺庙有什么不同，特意来到了九龙黄大仙区（已成为地名，可见影响）。未见寺庙，山坡下一座“赤松黄大仙祠”的牌坊已经足够雄伟，进得庙里，更发现“黄大仙祠”的建筑金碧辉煌，气势恢弘，不仅大雄宝殿如我在内地见到的一样，就是其它副殿比如“三圣堂”，供奉着吕祖（吕洞宾）、观音、关帝，并挂有万世师表孔子老圣人的画像，到处都充斥着地道的中国传统特色，前来烧香、抽签，许愿、还愿的善男信女也都个个心具虔诚、手脚敬重，他们之中看得出大部分都是香港人。
                  　　调查“黄大仙”，我的目的并不在于想证明一百多年来香港的中西文化曾经有过怎样的一场恶战，最后孰输孰赢，而是不明白香港这个社会既崇洋又重古，两样追求怎么难分伯仲？年轻人结婚可以去教堂，很多人举行婚礼也会跑到“黄大仙”。而除了“黄大仙”，香港这么小的一个地方，天后庙、观音庙、北帝庙、文武庙、侯王庙、王爷庙等等数目众多，遍布港九。西部的大屿山更有一座百年古刹——“宝莲禅寺”，禅寺牌坊正对着的木鱼山山顶还盘腿儿坐着一尊目前世界上最大的铜佛，人称“天坛大佛”。2005年12月12日，香港“宝莲禅寺”举办了为期一周的“开山百年纪念暨水陆息灾法会”，以祈市民身心健康、社会繁荣、整个世界到处和平。我到禅寺采访，身在寺中，虽不似立足开封、西安、南京那样的老牌中国文化古城，但是心里依然有一棵粗粗的根。纪念活动在庄严的国歌声中拉开了序幕，开幕式主会场的大舞台那天宛若被黄金镀过，佛光四射，法力无边。香港特区政府派员参加了第一天的仪式，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主任高祀仁先生也到会祝贺并担任了主礼嘉宾，会前还与智慧长老及数百信众在巨大的禅寺斋堂里共进了一顿午餐，当然大家吃的都是斋饭。
                  　　中国的香港，香港的中国，到了香港我才发现这两样东西根本无法分割，所不同的，怎么说呢？在香港寻觅中国文化，熟悉的东西内地人一眼就望过去了，不熟悉的可就有点令人费解，有些情况不仅香港独有，而且不亲眼看到，根本不会相信——
                  　　2005年12月30日，我们中央电视台香港记者站接到了一则采访邀请：九龙深水埗50年前发掘的一处东汉古墓——李郑屋古墓，那一年经过修葺，新添保护，再度向市民和游客开放。
                  　　对于历史文物，我从小的兴趣就比大人浓，而且心里一直留着这样的印象：一般古墓都远离城市，绝不会就在市井附近。比如熬到了13岁我才有机会和同学结伴去了一趟明朝的十三陵，那时候没有直通的旅游巴士，得坐公共汽车，一站又一站，下了车还得走老半天的路，好家伙，怎么觉得那么远呀！后来再去清朝的东陵，开着车好几个小时，都到了河北省境内。想想道理仿佛天经地义，帝王的陵墓哪能就在家门口？就是平民百姓，我自己家的祖坟不也是远在北京西山？
                  　　好了，带着这样的印象，采访的那天我和摄像师都做好了长途跋涉的心理准备，出发去拍“李郑屋古墓”，但是车从港岛出发，算上过海底隧道、进九龙，最多才跑了40分钟，还没有开出深水埗店铺林立的街区，司机突然把车停靠在了路边，说：“到了，下车吧”，我懵懂如坠雾中：“到了，古墓在哪？”司机用手指了指路边的一片居民楼，极自然地接着说：“看，那就是。”
                  　　我混乱地下了车，把目光向司机所说的地方望去——眼前并没有荒草霸占的山坡，没有墓地墨绿油黑的松柏，更没有通往古墓长长的甬道。不对呀，来之前我可是看过资料的：香港“李郑屋古墓”，1955年8月被发掘。当时香港人正在开辟一片新的住宅小区，夷平山地时无意间发现。山地，那说明古墓是在山里。而且资料上还说，这座“古墓”是用砖砌成，有四个十字形的墓室，中央为穹隆顶，墓中因为发现了不少汉代陶器、铜器，所以被考古学家证明为是一处东汉古墓，建造时期应该是在公元25—200年之间——公元25—200年之间？那距离今天至少也得1800多年，这么古老的“古墓”怎么会坐落在“居民区”？
                  　　放走送我们的车，我还是将信将疑，再向路人打听，路人也继续说：不错，“李郑屋古墓”就在前边，说着话已经把我和摄像师带到了路边的一座平房院落。这座平房院落倒是古色古香，门前挂着“香港历史博物馆分馆”的牌子，可是“李郑屋古墓”呢？它藏在什么地方？路人就说在“分馆”的身后，你不进去，从前面看不到。
                  　　我那会儿根本无心参观什么博物馆，心里着急的是早点见到“古墓”！
                  　　这时，已经等在那里的工作人员发现了我们是记者，喜盈盈地走过来，把我们引到“分馆”旁边的一道窄门，说：别急，您不想看介绍，那就从后面先看墓包也行，进了这道门，您就到了古墓的后院，一会儿庆祝活动的现场也在那里……我们就进来。不进不相信，进来了更是哑口无言——“墓包”倒是穿过窄门就现身了，一座圆圆的两丈来高的黄土小山，上面覆盖着一片很具现代风情的白色塑胶大篷，大篷的四角不规则地向蓝天展翅飞翔，小山的边缘有几棵小草，迎风显示着它那一点点可怜的绿色，但是它的前方和左右手都是居民楼，三座高高的平民大厦把一座“东汉古墓”抄手怀抱，“墓包”和大厦一面低、三面高，中间倒是留出了一块小空地，这块“小空地”，你说它是“古墓”的后院也行，说是三座大厦居民的“小花园”也行，反正功能重合。我相信“墓包”倒是不会有什么东西时不时地就从里面溜达出来享受自家的“后院”；倒是三座大厦的居民，看样子很可能天天都有人在此散步、乘凉、聊天，因为那里有一条条的公共座椅，还种了许多花花草草。
                  　　我在“小空地”立定，看见了临时搭起来的活动舞台，因为大大高估了行程，那天我们来得太早，庆祝仪式还没有开始。这样我就有的是时间一遍遍环视“古墓”和居民楼的关系——“东汉古墓”仿佛无声地到底等来了我这个内地的记者，同时又很无奈地看着我站在它的身旁惊讶地说不出一句话来——这三座居民楼离“古墓”也太近了，几个门洞走到“墓包”有的需要几十步，有的只要十几步。我凭空设想：住在这里的孩子要是有谁好奇，忍不住淘气地想爬到“墓包”上来玩玩，从哪个单元门口出发都用不了一分钟。当然这种事情在香港绝对不可能发生。
                  　　忽然我想起“古墓”，我们这趟来首先是奔着拍摄“古墓”的，结果“李郑屋古墓”的大门朝哪开还没找到，注意力却先被“居民楼”给转移了。不行，我得看看“古墓”，看看东汉的这户人家到底是谁、什么脾气？
                  　　从窄门退出（后来知道住户也都是每天从这道窄门进进出出），我重新回到大路，然后由正门进入到香港历史博物馆“李郑屋古墓”的分馆，这会儿才弄明白“古墓”的入口其实只有从这里进去才能看得到。
                  　　小小的博物馆分馆里面倒是一切都很正规——墙上挂着“李郑屋古墓”发掘和最后考古定义的全部历史图片及文字说明，橱柜中摆放着当年出土的总共58件陶器和铜器的仿真件，但是“古墓”不能进。50年前“李郑屋古墓”一被发掘，立刻就被封存。为了隔潮，也为了让后人能够参观，香港文物管理者在古墓的洞口竖起了一道玻璃铁门，透过这道玻璃门，人们可以向里张望，借着日光可以看到墓炕、穴室和部分墓道，但是如果一定要“身临其境”，那就只有想别的办法，依靠现代化的手段了——博物馆分馆专门为大家提供了两台崭新的电脑设备，参观者只要有兴趣，通过触摸就可以把“古墓”内部的各个角落“走”个遍、“看”个够。应该说，50年前的香港人为了保护文物真的是尽到了华夏子孙的责任和义务，后来对“古墓”的珍视和为参观者提供的方便也透着半个世纪的心血与智慧。然而不管崭新的多媒体电脑动画有多么地吸引人，我的心还是不能平静，一堆疑问始终干扰着我——“古墓怎么会出现在居民区”？“50年来香港居民和东汉古墓朝夕相处，彼此是否相安无事”？“全香港到今天总共保护着77个法定古迹，不会每一处都像‘李郑屋’吧”？

                  　　其实来到香港一段时间后，香港地域狭小，处理问题不得不受空间的限制，这一点我是应该能够理解的。上古时期，香港还是个小渔村，有钱人肯定不会把墓地选在自己的家门口。公元1955年政府开山，当时的目的就是为了给深水埗的市民开辟出更多的居住空间，“东汉古墓”意外出土，可是包藏着“古墓”的小山的前面，不远处就是大海。人们为了“古墓”能够继续安享静谧，如果放弃了原有的筑屋计划，那么众多焦急等待着新房子落脚的香港人到哪里去再找土地？如果不放弃？“东汉古墓”就只能与现代人为邻。不唯如此，人们后来看到的深水埗的很多民房，包括我来时司机突然停车的街区大道，其实以前都是大海，都是后来香港人投石垫土，靠填海一呎一呎“变”出来的——香港人和“李郑屋古墓”如此近距离地混居于一处，实在是出于不得已。
                  　　《“李郑屋古墓”被发掘50周年暨翻修后重新对外开放》的庆祝仪式终于就要开始，我从博物馆分馆被人喊回“小空地”，三座居民楼里的老人和孩子这会儿才开始三三两两地走出家门，准备听鞭炮、看演出，谁都知道误不了大事。
                  　　不一会儿，锣鼓响起，一支全身短打的舞狮队已经牵了几头金黄色的“狮子”欢快进场。所有人都在为“古墓”真诚喝彩，为“古墓”被遮盖了现代化的塑胶帐篷，今后再也不会被雨水浇湿而高兴。只有我，站在露天会场的后面，一个人还在复习：
                  　　东汉距离今天有多远？1800多年；
                  　　今天的香港人距离“东汉古墓”有多近？几十步，有的十几步。
                  　　他们过着现代的日子，平常却推开窗户就见“墓包”，这样与“东汉古墓”低头不见抬头见地整天厮守在一起，心里头，难道就真的一点也不觉得别扭？

                  　　

“科学”与“风水”鹿死谁手？
                  　　香港社会富裕程度、文明程度以及现代化的种种指标，和西方发达国家都不相上下，但是这个社会“胎里带”的华夏痕迹与舶来的“西洋景”杂陈一片，说句可能要伤人的话——“穿西装戴瓜皮帽”，当地人也许并不觉得奇怪，我这个内地人的眼睛却极容易受刺激。
                  　　2006年是中国的狗年，“圣诞节”与“狗年运程”看上去一个极西方、一个极东方，本来彼此谁都和谁风马牛不相及。但是在香港，很多“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总要把人的目光拧到一块儿。比如香港人浑身上下最早就会被全球最新的科技产品所武装，但是他们的内心深处却很信命理——男女老少，有钱的、没钱的，有闲的、没闲的，好像认识一个算一个，给我留下的感觉差不多都要迷信到固执。
                  　　我在香港居住了两年，每逢年底，发现香港的很多广场、酒店、商店、饭铺，干脆就说“满视野”，已经把圣诞节的装饰统统都摆挂了出来，花花绿绿的，弄得香港到处充斥着浓烈的西方色彩。但是就是在这样的气氛中，另一种风光也到了时节——预测凶吉，预知未来，香港各路风水大师推算下一年运程的算命书籍也开始陆续上市。这些书大多为黄色封皮，在书店、报摊，大大小小的超市、甚至小卖铺、街头小市哪里都有出售。很多风水大师如李居明、林真、苏民峰、陈公盲、麦玲玲、吴佩孚、李丞责、宋韶光等等，多得一开始让内地人不知道谁更权威。
                  　　香港人相信科学，依赖科技，同时他们也接受命理玄学，掌相卦相。
                  　　我知道自己不能无端地揣度香港人迷信就是落后，就是没有文化。
                  　　风水是什么，我不懂，听说也是一门科学。学术名称被这方面的专家叫作“地理勘舆学”，实质就是“环境与形象的心理学”，在欧美很多大学都是拿学分的选修课程。
                  　　2005年还不到12月，我在香港街头到处看到“狗年运程”，真是非常好奇。因为自己属狗，也因为内地有朋友11月初就打来电话，托我帮她买一本2006年的“狗年运程”，还说点名要李居明的，我就几次光顾报摊儿。到了月底，“李居明”还没有上市，这才知道这位大师在香港原来最有名气，他的书每年都是出的最晚，卖的却最火。等到转了年终于买到了一本《李居明狗年运程——十二生肖改运法》，急忙回家拜读，可是光封面上的很多内容，云山雾罩的，已经把我搞得满脑袋糨糊——“拆蛋专家挑战四大火毒灾星”、“高危爆炸骚乱位、日期公布”、“一线之差定港运十年政经好景”、“新秩序年抢年钱”、“‘大红袍’名气官运不倒翁”、“‘双飞熊’当时得令贵人富”、“‘后兜财’偏财补漏夺三财”……拗口得不行。除此以外，书的封面上还有四位真人的照片，大约是李大师认为和香港有关系的四个具有改变全球命运的人：“胡锦涛”、“曾荫权”、“布什”、“陈方安生”。这四个人，前三位内地人很熟悉，另一位“陈方安生”是谁？一个女人，香港回归后政府第一任未做期满的政务司司长，2007年新的特首选举，有人认为她很有可能成为曾荫权的竞争对手。
                  　　我虽然不懂香港风水大师们所说“太岁”、“五行”、“八运”、“火毒”“凶吉”、“运程”究竟和现代人的生活有什么关系，但是他们在书中都自称“中国传统的祈福文化”，这一点我能理解，如果从祝福之心来解释，这些大师们都是希望香港人年年远离“灾祸”，多平安、多幸福、多发财，很善良也很中国。
                  　　曾经，我非常认真地注意到港岛几条最黄金的大道比如湾仔道、骆克道和皇后大道，这些著名的商业地段目不暇给的霓虹灯广告中时不时就会夹杂着另一类灯箱，白色的，夜晚也可以看得很清楚，上面横排写着四个大大的黑字“禅玄命馆”，经营项目也介绍得详细：“掌相”“命理”“择日”“改名”“易数”“占卦”“阴阳”“风水”。开始我怀疑如此昂贵的商业地段，这样一间间“算命公司”日子可都过得下去？后来实在想闹个明白，也动心想请哪位大师给我的本命年算一卦，有个礼拜日就让我老公（先我来港工作多年）陪着，摸到了湾仔的一家“禅玄命馆”。为什么我做这件事一定要让先生陪着？还觉得是去“摸”？心里头不坦荡，总好像此行不大光明。结果敲开了这家其实就安身在住宅楼里的算命公司的门，大师不在，看家的一位先生说：“对不起，今天不是星期日吗？大师不上班。不过，就是大师上了班，你要算命，也得提前预约”，说完就给了我他家的电话号码。
                  　　我那趟去没有见到大师，但也获得了不少信息：“星期日不上班”、“提前预约”……基本上可以判断香港的风水行当看来市场还不小，大师们花得起昂贵的房租，而且星期日还不上班，生意一定不错。不过告辞前我还是留了个心眼儿：“既然来了，也别白跑一趟，就问问价钱吧？”于是充满虔诚地问：“那么请问大师算一卦要多少钱？”“看家的”很耐心，说：“那就要看你算什么了？”我说“随便，比如看看今年我的本命年要注意些什么”，对方说“四五百吧，具体的还要听大师的”。再往后，我待在人家门口就实在没有道理，拉了老公的手赶紧走人，心里其实已经吓得够呛——“一般地算算都要四五百？那么要是再多加一些项目？比如什么特别的项目”？我实在不敢往下想，以后也再没勇气二次登门。
                  　　香港有些事，有些时候你越想就越会觉得不可思议。
                  　　人们常说“当事者迷，旁观者清”，我在香港却经常要把这句话倒过来使用——
                  　　2005年9月12日，香港迪斯尼乐园开幕，国家副主席曾庆红前来主持剪彩，全球其他几座“迪斯尼”的主题公园也都派了亲善大使前来祝贺。仪式定在上午11点半，就在迪斯尼睡公主城堡的广场前庭。可是香港天文台预报9月12号那天有雨，而且是骤雨，香港政府和迪斯尼乐园当然都不喜欢老天爷这么不友好，假使那一天真的要下雨，露天仪式就不美满。有些记者也担心，事先就询问迪斯尼乐园会不会更改开园时间？可是迪斯尼乐园事物及销售部的一位负责人满有信心地告诉记者：不用担心，因为他们已经向一位风水大师请教过，那位风水大师说“9月12日不会下雨，开幕式没有问题”。为了证明他们的信念有逻辑根据，这位先生还贡献了一些证据：过去我们乐园举行“土礼”（即破土动工）和城堡封顶仪式，都是找的这位大师，让大师给择的“好日子”，结果都很“准”。所以他们很尊敬也很信任这位风水大师。
                  　　我知道这件事并非道听途说，而是正儿八经地从传真机上下载的通告，这个渠道是我们记者站每天在香港获取采访信息的主要依靠。那天的这份传真，发传人转述的是《明报》9月11日的一篇文章《迪斯尼花二万买天文台服务》。香港天文台助理台长在文中向媒体透露：迪斯尼乐园确实已经花出2万多的特殊服务费，购买了天文台从9月4日到13日的天气服务，在指定的时间内，他们可以随时查询天气情况，包括降雨和风势。
                  　　11号晚上我收到这份传真，真是觉得蹊跷。香港人是什么心理呀？一方面花钱买科学信息，另一方面最相信的还是风水大师？不然怎么敢对媒体夸下海口，也没有更改开园日期——“科学”与“风水”展开大战，最后“鹿死谁手”？在这件事上究竟“科学”说了算，还是“风水大师”更厉害？说实话我有点“看戏”的感觉，这场即将上演的大戏，不管演好了还是演砸了，反正我都没掏钱买门票。然而另一方面，我心中其实也相当不安，因为12号那天，我也要去现场，要给家里做电视直播（CCTV—4的午间新闻），老天爷要是真的在12号中午兜头给来场大雨，咱在现场不也得成了落汤鸡？
                  　　12号一清早，闹钟6点钟就振聋发聩，我的脚刚一沾地，本能地就拉开窗帘，察看天公究竟是什么面孔。结果，当时香港的天空一丝黑云也没有，太阳努着劲儿，很明确地马上就要出来。按照要求，我们是上午9点以前必须赶到迪斯尼乐园，后来出发了，坐在车上我还在和同事们议论：“别看今天早上没有下雨，可是香港的天气谁都说不准，此时也许晴空万里，彼时就可能大雨滂沱，一下就没个完。”可是以后的事实证明我的担心，甚至开始的那点“免费看戏”的坏心眼儿都彻底落空了——12号上午，包括整个下午，老天爷对香港一直都扬着热情过分的笑脸，不仅一滴雨也没下，而且艳阳高照，日温31度，湿度70%，这样的好天气即使对香港的初秋也是非常难得。
                  　　我算服了，事情怎么会如此奇特？一位风水大师和一座天文台就那么较劲，各说各话，各有依据？“风水大师”莫不是真的通了什么神灵或施了什么魔法，他老人家的判断怎么就是一个字——“准”？！
                  　　2005年9月12日，世界第五座迪斯尼主题公园在香港隆重开张，开幕式如期举行，大获成功！尽管组织者为了防止意外，还是给每一位到场的嘉宾事先都准备了一把雨伞，红色的，就放在露天会场好大一片白晃晃的塑料座椅上，但是人们那天谁都没有机会用它来遮雨，只是会后遮了太阳。我们媒体人，每个参加现场报道的也都可以凭着记者证领到红伞，我也领了一把，现在还“供”在家中。以后每次遇到香港翻风落雨之日，我都不忍心“请”出这把伞，老觉得那不是一把普通的伞，是个纪念，是个符号。它象征着什么——尊重过科学，嘲笑过科学；提醒过我，但也仿佛“玩弄”过我似的……
                  　　

C
                  　　如果面对一座城市，有谁敢说“那个地方，我了解”！情形恐怕只有两种：
                  　　一种，这个人根本就没怎么去过那座城市，极少的印象中最突出的一点就成了他给那座城市所下的定义，结论肯定以偏概全；另一种，这个人说不定一生都泡在那座城市，对那里的人和事知道得太清楚了，清楚得让他用一句话来概括，倒很难。
                  　　2006年夏天眼瞅着就要过去，一沾9月，我来香港的时间就已经满两年。
                  　　两年的时间不算长也不算短，要是说我根本不了解香港，全香港（港、九、新）18个行政区，6成以上的地方我都跑过；但是如果说我了解香港，不是谦虚，而是心虚，香港这个社会让我越看，眼前就越模糊，走在半山之中，上不去，也下不来的。
                  　　记得2006年6月的一个下午，没有采访，办公室也没有什么急事，我就想上街买些杂志回来翻翻。可是刚拿起钥匙要锁门，外面忽然下起了大雨。我从屋里向外张望，真逗啊，外面明明出着太阳，这雨怎么说下就下，连太阳把自己藏起来的工夫都等不及？哦，马上想到：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太阳雨”，这种雨在香港还真不少见。无奈，出不了门，换了拖鞋再坐回沙发，一个人在空荡荡的房子里就泛开了心思——香港这个社会你说到底是属什么的啊？老话儿讲：“猫有猫习”，“鼠有鼠样”，如果这么比喻对香港大不敬，咱就换一种形容：“龙有龙气，虎有虎威”，可香港到底是个什么动物？子丑寅卯，鸡猴狗兔，12个中国属性我掰着手指头接下来都一一地做了对照，也没找出一种合适的形象。
                  　　一会儿，外头的“太阳雨”停了，我的心却不阴不阳——
                  　　

“炸药包”与“爱心大晒”
                  　　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１３日，“TO第六次部长级会议”在香港召开，这是世界贸易组织首次在中国举行的部长级会议，也是香港回归8年来举办的规模最大的一个国际性会议。
                  　　大约１１月初，我在香港了解到这样一条信息：“由于TO第六次部长级会议很快就要在香港召开，香港酒店的高档客房几乎被订购一空”，心头一喜，立刻有样东西兴奋地跳跃：这可是条好新闻，提前为“部长级会议”捧捧场，家里肯定会感兴趣！于是请示站长，站长也觉得不错，当即指示我马上跟有关部门联系，抓紧时间赶快安排采访。
                  　　我翻开名片，找到了一位最合适的人——香港酒店业协会总干事，2005年元月为了制作十集《CAPE一周年》的专题片我曾经采访过他。结果打通了电话，总干事一如既往地客客气气，但是接下来一听采访是为了此事，回答立刻就变得磕磕绊绊：“采访？我现在人倒是就在香港，可是，这个事，怎么说呢……”我说怎么不好说？“TO部长级会议”过去一共才开过几回？第6次就选中了香港，这说明香港有能力、有信誉，也有响当当的国际地位，是好事儿啊！可是总干事很为难：“好事是好事，不过好与不好是相对的，以前的部长级会议开到哪，哪里就有麻烦，麻烦，你懂吧？弄不好还会引起极端事件，甚至流血出人命！”我迅速揣摩起总干事的真实意图，因为太突然，脑袋一时转不弯儿来。最后总干事见我总是不明白，干脆就打了个比方——“炸药包！对，香港人之所以不喜欢接这个会，你明白了吧？谁会愿意把炸药包往自己的怀里抱”？！
                  　　我实在没想到，“TO第六次部长级会议”对香港人来说怎么就成了一个“炸药包”？香港政府不是早就表态：欢迎，全力以赴，一定会积极配合？
                  　　放下电话，我的判断一时失了方向，仔细研究“TO第六次部长级会议”才知道：本次会议的主旨还是要继续保持“多哈回合谈判”的势头，为2006年结束谈判奠定基础，大会涉及的核心议题是农业，也是全世界穷、富各国一直都在争议的焦点。根据世界银行的估计：如果“多哈回合谈判”能够圆满完成，未来十年人们可以为全球经济带来3000亿美元的年增长，也可以在2015年使全球贫穷人口减少约1.4亿。然而就是这件“好事”，世界“穷国”与“富国”，在过去的几年之间已经打得水火不相容。“西雅图”、“坎昆”两次会议都在这个问题上大获惨败。２００５年年底，会议如果要在香港再次召开，届时来自世界149个国家或地区的5800名代表、2167名非政府组织成员以及3000多名记者都要汇聚香港，酒店业赚几个小钱儿算什么？万一大会冲突再起，整个香港很可能会陷入混乱，市民到时候要赔上的经济损失也可能巨大！
                  　　得，我的新闻也别做了，“炸药包”的说法看来还真不是空穴来风。
                  　　转眼一个月，香港离TO的日子越来越近，社会上的恐怖消息也越传越多，最后邻近开幕，头一天就有好几千人聚集到了维多利亚公园集会、抗议。以后一连数日，反世贸组织的各国力量，尤其是韩国农民，还真的在香港开始了有组织、有策略的大规模示威游行，其阵势对我这个内地的记者来说，真是闻所有闻，见所未见！
                  　　“韩农”声称：世界贸易全球化，只会剥削农民的利益，令发达国家得益。在游行的队伍中，他们头上绑着布带，拼命喊口号：“反对开放稻米进口”，“强烈抗议TO”。有的人甚至抬着棺材出现在香港街头。13日下午，５０名“韩农”突然跳进了香港的大海，当天香港的气温最高也就只有１８度，海水冰冷，直升机在头上盘旋、救生艇在海面游弋，维多利亚港湾两岸围了很多观看的人。
                  　　尽管，真的来到香港“闹事”的“韩农”对香港市民一再表示：他们此次在香港示威抗议，会尽量采取“和平的方式，不想给香港市民添麻烦”，但是为了确保“TO第六次部长级会议”安全、顺利地进行，香港警方还是调动了空前庞大的警力，除了防爆警察，９０００名警察几乎倾巢出动，连还在警校受训的学生也都提前穿上了警服上街维持秩序——湾仔会展中心主会场的保卫工作自不待言，出入口“五步一站、十步一岗”可谓把守森严；会场外也安置了大批的“铁马”（围挡障碍），都用粗铁丝连结牢固。此外，为了预防突发事件，香港警方还在机场安排了配有重型枪械的警员戒备，海上更有“水警轮”和“飞虎队”的快艇，日夜不停地围着港岛来回巡逻。
                  　　12月12日，中新网转引了香港最新一期《紫荆》杂志的报道，这篇文章分析：在香港警方的眼中，此次保卫“TO第六次部长级会议”之复杂程度，已经“远超了１９９７年的回归庆典”。
                  　　由于警方在大街上对提前已经申请了的游行队伍不能使用武力，因此阻止示威抗议者的人潮冲击大会主会场的主要手段就是喷洒胡椒粉剂，香港那几天几条相关的大街上到处都粘糊糊的，不明白怎么回事的人，还以为这是“愚人节”大家在搞恶作剧。然而随着抗议活动的一天天升级，香港的一些地区不得不开始戒严封锁，市民的正常生活果然被打乱，旅游受到影响，“个人游”几近“绝迹”，会场附近的银行、店铺、餐厅尤其如临灾难，有业者形容：“那几天的情况简直比SARS期间还要惨”，一家销售军用品的公司更表示：会议期间他们最好卖的货品谁都想不到，是头盔，很短的时间内所有存货都被传媒搜购一空。
                  　　传媒要抢“头盔”干什么？事情不是明摆着的？记者上街采访也可能会遇到危险。
                  　　我在“TO第六次部长级会议”期间也去过几次湾仔，但是由于没有“头盔”，事先也没有被安排什么硬性的采访任务，就没必要也不敢靠得太近。而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１３日，从大会开始到１８号结束，香港的电视每天２４小时都有街头的实况转播，报章每天都有醒目标题，我天天看，天天看得心惊肉跳：《韩农示威队扬言以死抗争》——《警方胡椒喷雾盾牌还击》——《韩农三步一叩奇招感动市民》——《警队精英人盾阵护会展》——《韩农预告世贸示威周六升级》——《水鬼队潜水员搜索湾仔渡轮码头一带》——《红隧封闭港岛交通大乱》——《逾50条巴士线受影响》——《韩农图推翻警车不果》——《暴徒破防线险闯入会展》——《催泪弹镇暴港岛大瘫痪》……
                  　　事情发展到了这一步，应该说我始料未及，我“始料未及”，香港人却是从“还没开始”就把什么事情都想到了，这就由不得我不想起当初香港酒店业协会总干事为什么不愿意接受我的采访，他说的“炸药包”是不是危言耸听？我佩服：香港人到底精明，精明在务实，什么时候、什么事，心里都有一杆秤。尽管政府调动了一切保护手段，最后到底保证了“TO第六次部长级会议”在香港的顺利开完，没有死人，也没有人自杀，但是香港社会为此付出的代价可谓不小，市民对TO有所抱怨谁也挡不住。
                  　　经过了这场“胡椒大战”，我一直都在想内地记者其实很少有机会遇到“动静”如此之大的国际事件，想过去我曾经给自己出过的那道难题——香港到底属什么？这个社会究竟是只什么动物？唉，答案此一时倒好像有了，宛若“出水芙蓉”——经济，一只美丽的“经济动物”。
                  　　香港的社会制度，即使是在1997年回归后，照样实行资本主义50年不变。“资本主义”是什么？不就是“商品社会”？一切关系都以“交换”为依托？“市场经济”概念大的能罩住这里的整个天。这些在香港都是最基本的。我差点要为自己庆功，以为在这个科目中自己是独家上了一个新平台。可是再一想，不踏实呀，如果逢人就讲，我发现香港原来是只美丽的“经济动物”，那么“经济动物”讲究的是“唯利是图”，“无利不起早”，甚至绝对的“不见兔子不撒鹰”，香港人是这样吗？如果香港人心里只有“唯利是图”一种颜色，那么这里的人就不是人，就没有政治觉悟、没有精神世界，没有爱心、更不懂得奉献为何物。
                  　　我不是香港人，也不想特别夸张地为香港说好话，但是香港人并非没有“爱心”，并非不懂得“奉献”。事实上如果有哪个世界组织在全球的范围内举办一场“爱心大赛”，香港的名次我想一定会很靠前。远的不说，就说近二三十年，无论是非洲干旱、东南亚海啸，还是内地的地震、火灾，九八抗洪、救助艾滋孤儿，以及遍布九州的“希望工程”等等，他们都伸出过大大的援手。
                  　　２００６年元月初，我在香港又看到了一条消息，心头又有东西“跳跃”，又觉得是抓住了一条好新闻，这回，报道成功，新闻没有流产，节目后来播出了还很有反响——“香港人为公益事业再行善举：‘百万行’步行筹款上大街”。

                  　　2006年1月8日，“香港公益金”照例举行了一年一度的步行筹款活动，这个活动的名字叫“港岛、九龙百万行”，香港社会各工商机构、各社团代表、影视明星以及很多市民都穿上了统一的运动服走出家门集体“化缘”。如果这样的集体“化缘”只是第一次或偶尔为之，我不会感动，但是当我知道了这样有组织、大规模的慈善行为香港人已经整整坚持了36年，以后还要继续进行下去，就不能完全地无动于衷。
                  　　“香港公益金”是1968年成立的一个慈善组织，每年的募捐所得都要用于资助142个社会福利机构，然后再通过2260多个服务网点为香港的老人、伤残人士、儿童、青少年、问题家庭、精神病康复者、释囚、垂危病人等提供日常服务，每年的受惠人群多达100万，占香港总人口的1/7。
                  　　2002年的“香港公益金”步行筹款，行政长官董建华以及夫人董赵洪娉亲自主持了开步礼；2006年的活动，现任行政长官曾荫权以及夫人曾鲍笑薇也和大家一样穿上了同样的衣服，主持了开步仪式。整场集体“化缘”被香港人称为“爱心大晒”，起点是港岛东部的香港大球场，终点直达九龙，人们在寒风中要走完全部10公里的路程，时间差不多需要3小时。

“爱心大晒”？
                  　　记得当初我第一眼看到这个寓大慈大悲于嬉闹玩耍的名词，是从香港宏利人寿保险（国际）有限公司的自我介绍中。2006年“港岛、九龙百万行”，香港仅这一家公司，上街的员工和家属就热情到上千人。为了给募捐者打气，公司在湾仔路段专门设立了中途食物站，管理层的经理人还一个个都化身为“亲善大使”，站在路边，给参加步行筹款的男女老少不断地分发热腾腾的食物……
                  　　不了解香港，内地人（比如从前的我）总以为香港人长年累月地就知道拼命工作、玩命挣钱，谁有闲工夫对周围的世界倾注爱心？然而到了香港才知道，为了“鼓励社群积极参与及捐赠，共同建立一个充满爱心的社会”，“香港公益金”不仅每年都要组织类似“百万行”的大型筹款活动，而且不断开展的其他慈善募捐，平均每年也都在50次以上。
                  　　香港人不喜欢“打肿脸充胖子”，那种事他们永远都不会干。
                  　　但是他们有爱心，也知道“爱心”必须拥有实力。
                  　　新中国的开国领袖毛泽东主席曾经讲过：“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香港市民几十年来一次次地“爱心大晒”，这种“胖子”可不是打一回、两回脸就能充得起。在香港，人们都知道这里有一支“无国界医生”的志愿者队伍，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一旦突发了天灾、瘟疫，不管路有多远，也不管当地的灾后条件有多么艰苦，他们都会派人立刻出发。对于内地的老少边穷之地，当香港人听说很多老人就是因为没有钱做一次简单的白内障摘除手术，就导致失明，马上慷慨解囊，常年不断地出资在当地开展“复明工程”。一辆完全由私人赞助的“中华健康快车”从香港出发，不远千里，一直通到西藏，而西藏，直到今天，内地很多人还都没有去过，去过的，大部分也只顾得上自己走进布达拉宫，然后出来欣赏雪域高原的美丽风光。
                  　　一方面对自己的利益非常在意；另一方面，该出手的时候又非常慷慨。
                  　　香港这个社会，很多事就是马尾巴拴豆腐——没法提。
                  　　

“白加道”与“铁皮房”
                  　　长期以来，内地人一想到香港就觉得那是个富人“扎堆儿”的地方，不错，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国家刚喊出发展经济、引进外资，很多人脑袋里把“港资”就当成了“外资”，算计着谁最有可能迅速来到内地投资办厂，第一批的期待就是香港富商。
                  　　香港有富人，尽管这些富人不一定都是商人，但是富人之富，过的日子一点也不比外国的大亨差；洋房、洋车享用不尽，美元、港纸花用不完。有人喜爱游艇，几百万、上千万地买下一艘不算稀奇，且不说基本上没有时间开到大海上去尽情撒欢儿，就是平日找一片避风的海湾存放，每月的费用我一年的工资都挣不出。然而，香港也有穷人，这样的概念我是到了香港以后才非常明确地得出。香港的“穷人”与“富人”虽然生活得各不相干，但是“穷与富”在这里，那是一片复杂的天地，融合着无情的现实主义和无限的抽象哲学——
                  　　在香港，富人居住的地方我去过一些，比如港岛的“半山豪宅”、九龙的“嘉道理道”，但是顶尖金字塔的富豪一般都喜欢“深水湾”、“浅水湾”、“大浪湾”，那些地方的豪宅到目前为止可就还没捞着机会被人请去“作客”。
                  　　2005年4月，网络媒体图文并茂地“曝光”了香港的“十大豪宅”，排名第一的是“港岛大浪湾道10号”，当时市场估价7个亿……最后一名：“浅水湾道16号”，市值也在1.5亿港币以上。而“太平山顶”，那不仅是香港的一片旅游胜地，有“凌霄阁”、有著名的“杜莎夫人蜡像馆”，如果天气晴朗，游人站在“观景台”上仔细地往下张望，香港，包括整个维多利亚港湾的迷人日景或夜景就会尽收眼底，但是内地人未必都知道，这块风光无限好的山顶地带也是富人建造顶级“豪宅”的最热之地。
                  　　2005年11月1日，香港许多报纸都登出了这样的报道《白加道美景洋房——与特首为邻》，文中提到的“白家道”就在山顶，长期以来一直是商贾、领事、权贵们争相竞富与竞派儿的地方，即将招租的“白家道”2号总共拥有11座豪宅，最大的屋顶高度恰恰与香港地标式建筑——“中银大厦”同处一条水平线。
                  　　当天晚上，我老公下班回家，我说“今天的报纸我看到了，你说的那件事还真是真的”。我和先生议论的“那件事”就是“白家道”2号即将出租，因为11座豪宅的房东不是别人，正是我先生供职的那间公司，两天前他就跟我悄悄透露过这个消息，那口气简直骄傲的不行不行：“你猜我们每个月的租金是多少？一平米700块！那11套房子面积一般都在400到470不等，谁要是住一个月，房租起码要30万，还不算每月的管理费！”
                  　　老天爷，这样的房子老百姓想都别想。
                  　　就是香港的中产阶层听了也得且嘬一阵牙花子！
                  　　可是“这么高的房租有人愿意租吗？有人住得起吗”？记得当时我非常怀疑。
                  　　我先生听完一撇嘴：“哼，你还担心没人租？租不起？告诉你吧，现在早被租完了，一套也没剩，30万！这下我们公司可要创下香港豪宅月租的‘天价’！”

                  　　2005年11月之前，香港新任特首曾荫权还没有搬到礼宾府（特首官邸，当时尚在装修），还就在“白家道”15号原来他任政务司司长的宅子里居住，而同一条道上的3号住的是美国领事馆的总领事，再往前回忆：1999年有人买下“白家道”12号两层英式大宅，花了1.2个亿；2000年有人买下22号，花了1.46亿；而2005年“白家道”2号11座豪宅，房主仅进行装修，基本投资就已经花出去了1亿多。
                  　　香港富人真富，住的房子莫非要追赶旧日帝王的王府？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香港富人富，即使个个都住“王府”，那里面的设施再羡煞凡人，于我，最多的意义也就是一次次地“望洋兴叹”；而来到香港，自从我知道了香港有穷人，那么穷人居住的条件怎么样，穷人的房子都在哪里？这一片平民的世界倒是更吸引我，更让我牵肠挂肚地想去寻找。
                  　　没有研究过香港的穷人，过去我完全不清楚香港有一种“出租公屋”的政府行为，这种行为是政府考虑“真正有需要但又无力负担私人楼宇的家庭”，为他们提供的廉价出租房。截止到2003年年底，全香港大约有210万人还居住在由“香港房屋委员会”以及“香港房屋协会”管理的简易的“公屋”之内。那些成片的“公屋”叫“屋邨”。
                  　　2005年上半年，我把香港的东西南北刚刚大致搞了个明白，就开始琢磨着找朋友，请当地人带我去看看“公屋”，可是香港的“富人区”，那是美国的“比弗利山庄”，即使不开放，对游客也有吸引力；但“穷人区”就不一样了，怎么说也是香港的“家丑”，谁会愿意给我做这样的“向导”？
                  　　没办法，我只有去求一位好心的大姐，这位大姐为人热情，善解人意，2003年SARS期间因为采访我在陶大花园认识了她。听了我的请求，大姐先是一愣：你没事到香港去看穷人干嘛呀？然后就很快露出同情，知道我不是个“嫉人有、笑人无”的轻薄之辈，是作为一个内地的记者想了解一下真实的香港，就同意答应带我去。这样有一天她陪着我先来到了九龙“牛头角下邨”二区，这个小区有7栋“公屋”，1967年建造，是标准的一片“屋邨”。
                  　　我走进“屋邨”，发现一座座“公屋”从外表上看很像封闭的大厂房，只是比厂房更高，一般都有小二十层。再进“公屋”，感觉就是北京的“筒子楼”了，只是走廊更长、更宽，干干净净，两侧不知道为什么连一扇窗户也没有。好心的大姐为了能让我进到“公屋”的住家里去看一看，在我们到来之前已经帮我找到了一位她认识的老人，这位老人从“公屋”建成到今天一直都住在16层的一套“中号”房间内，而“公屋”因为由政府统一建造，一般只分大、中、小三种号型：大号的有20平方米出头；中号的16.5平方米；小号的只有10平方米左右。据老人回忆，当年香港的人口疾速膨胀，好多人都缺房子住，像他家那样，妻子，三对儿女，两代人已是“8口之家”，才有资格向政府申请租用“中号”的房间，租金大约是每个月480元。
                  　　“中号？一家8口？就住在16.5平方米的房子里？那怎么住？床都放不下”！我不是故意装出来的吃惊。
                  　　老人说：“啊，搭上下铺呗，那就不错了。当年好多人排队还要等很长的时间！”
                  　　我随老人进了屋，他的家基本上还是当年的老样子，屋里绝对没有双人床，只有一排靠墙摞起来的双层床，更没有沙发，一个吃饭的小饭桌，两把已经很旧了的小椅子，儿童化气息十足，黑黄黑黄的墙壁上还挂着他们一家人当年的“全家福”，儿女围在父母身边有一大堆。老人很乐观，虽然看得出他们家过去的日子很苦，但是他到如今也没有抱怨，只是见我进了屋连个正经的坐的地方都没有，一个劲儿地说不好意思。我急忙感谢：“不用坐，不用坐，能让我进来看看就很好了”，他也就不客气，又把我带到阳台，自豪地说：“看，这个阳台只有不到3平方米，是我自己改造的，左边是厕所，当然，里面一个人转身都费劲；右边是厨房，当年我们一家人，洗菜、做饭、晾衣服可就都挤在这么一小块儿窄窄的空间……”
                  　　离开“牛头角下邨”，那天我感慨唏嘘，问大姐：“这地方是不是就是香港人住的最差的房子了？”大姐摇摇头，说不是，“公屋”应该还是比较好的，除了“公屋”，你没听说过香港还有“铁皮房”、甚至“笼屋”？要是你还想看，我就再带你去。说着就拉我钻进了一辆出租车，再下车，我们已经来到了深水埗的南昌区。大姐说：“行了，这下你可到了香港最穷的地方，就是这一片：长沙湾、鸭寮街、桂林街、基隆街，自己看吧，看看香港的穷人到底住的什么样儿！”说完又补充：“不过你要是还想进楼，我们可得再找人，不然不受欢迎。香港穷人别看住的寒酸，但人人都有隐私权，也有尊严。”
                  　　那一天我记得很清楚，我们后来找到了南昌区居民商户联会的一位年轻小伙子，由他带路，走进的第一座大厦是基隆街×××号5字楼A座。那座大厦也是火柴盒形状的高楼，与整条街上的楼房面貌都差不多，外表斑驳，楼顶上乱七八糟、犬牙交错，整个地区看上去都很陈旧。这些楼，小伙子告诉我，就不是您刚才看到的政府“公屋”了，很多都属于私人开发的商品房。过去几十年，香港人只能买得起这样的房子。但是现在这些房子基本上都被房主用来出租，里面每一家的面积比“公屋”略大，但也就三四十平方米吧，可就是这样，房主为了开源节流，还是有人把家里再分隔成几个更小的房间，这样的房间名称很形象，叫“床房”，“床房”顾名思义啦，房间的大小也就真的只能放下一张床。
                  　　“床房”？那人除了睡觉以外在哪活动？
                  　　边走边说，我们已经来到了5字楼A座。
                  　　这座楼果然不是出自政府之手，楼道比“公屋”要窄得多，不像楼道，倒像梯子，两个成年人在楼里若想并排上下根本不可能，虽然功能更被强化，但第一次见到，总是让人觉得很滑稽。
                  　　我们三个人就高高低低地排着队往上爬，到了第三层，我说，行了，别走了，反正楼梯的样子我已经知道，下面能不能帮我敲开一户人家的门，让我进去看看“床房”？
                  　　小伙子就照我的话去做，有一户人家开门了，显然是租客，不是房主。我进到里面，见到了“床房”，而且“床房”果然名不虚传，一间房子只见床面，不见地面。我问：“像这样的一套‘床房’一般月租要多少钱？”后面紧跟着就笑自己：眼前这种微型的“小家”哪还经得起用“套”来形容？小伙子也笑，然后说：“800，您刚才进楼时没看到外面挂着的小广告？”我说：“什么？一个月800？就这样的‘床房’还要800？”小伙子看到我吃惊的样子一定认为我太夸张了，在香港要租一套住房，一个月怎么也得好几千！接着就在随后的解释中掺进去了一些评论和感慨：“‘床房’至少还是正经的房子，只是小。你们内地人其实很不懂我们香港，香港社会直到今天，好多人的生活，起码住房吧，还是很差。”
                  　　我们离开A座，小伙子问我：您累不累？要是不累，还想不想再到天台上去看看“铁皮房”？我说当然想看，尽管当时我人已经很累，同时更担心身旁的大姐，人家那么大岁数了，让她再跟着我爬那一层层一人宽的黑楼道？然而大姐立刻在我身旁出声：“嗨，爬楼算什么？香港人不是天天在爬，现在住在‘铁皮房’里面的还都是些香港的老人呢，他们住在天台，不爬楼怎么回家？”听了大姐的话，我差点掉泪，说不清心里有几分感谢，还是突然卷进来了几分难过。于是呼哧带喘地我们又爬上了一座大厦的楼顶。
                  　　“楼顶”在香港的说法里就是“天台”。
                  　　过去有些地产商，售楼时如果买家肯多花一些钱，就会将大厦最高一层的房子连同“天台”一同出售，这样买了“天台”的人往往就会在上面用木头、水泥板或厚铁皮自己再盖简易房，这样的房子合法不合法我不知道，后来都被称为“铁皮房”，而且不是存在了一天两天，即使不合法，我想出现在香港，老天爷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难怪刚才刚到深水埗，我抬头看见一座座大厦的楼顶怎么都是乱七八糟、犬牙交错的，原来那上面都是住家。

                  　　2005年我在深水埗南昌区的第一次“访贫问苦”，见到了“床房”，也见到了“铁皮房”。虽然天台的“铁皮房”并不是我曾经在画册上看到的旧香港那种一排排依山而建的“铁皮屋邨”，但是这类“铁皮房”条件也很差——高矮不同，形状各异，相同的只是夏天里面一律潮湿、闷热，冬天潮湿依旧，里面却一律冰冷——长期住在里面的老年人如果犯了腰腿疼痛，可想而知，那时光该有多么难挨。
                  　　香港历来被人称作“动感之都”、“活力之都”，这座现代化的国际大都市，商业区有数不尽的灯红酒绿、纸醉金迷，但是深水埗，很多“铁皮房”至今却依然还有人居住。这些人他们虽然身在香港，不少人也有香港永久居民的身份证，但是“家”却只能在“天台”。尽管条件好一点的可以把空调、电视机都装进“铁皮房”，但是第一次见识的我，真的钻到里面，人进去了，一脚在天，一脚在地，身子好像要被自己拆成两半……